变化太快啊!
邓铮接下来讲的,跟那位卖弄帝讲的大同小异。末了,却话锋一转。道:
“……是的,从《后汉书》起,史家不再为游侠作传,可这不等于社会上不再存在游侠。魏晋南北朝诗篇、唐代传奇,以至宋元话本,其中的侠客形象。不少带有其创作时代生活的印记。作家之所以将侠客搁在兵荒马乱、藩镇割据或者王朝更替的时代,自然不是偶然的。当然,文学不等于生活,这里掺入许多作家想像的成分。但史书不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生活,不也掺入史家主观评价的因素?而很少考虑‘已经消失了的、短暂的时间与一份证实那一事件的、保存下来的材料之间的差距’。因而很容易产生一种‘史书迷信’。以为‘史书’就是‘历史’本身。”
“大胆!”
“胡说什么!”
“要尊重客历史,不要信口雌黄!”
邓铮话音未落,农黎等好几人便争先恐后地出言呵斥,仿佛他刚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语一样。
倒是在座不少专业搞历史的或若有所思,或暗自点头。
同学们一看有大争议,精神齐齐一紧。
媒体记者则是极为兴奋激动,噼噼啪啪,咔嚓咔嚓,键盘声与快门声齐飞,生怕错过任何一点细节。
邓铮不理农黎他们,自顾自道:
“……尽管司马迁‘有良史之材’,所著《史记》‘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’,但司马迁照样有自己独立的视野以及阐释眼光。选择‘不轨于正义’并为当朝所诛死的游侠作传,不就隐含着不同于当代主潮意识型态的价值取向?明人柯维骐称司马迁的〈游侠列传〉乃自伤身世有感而作:
迁遭李陵之祸,平昔交游,缄默自保,其视不爱其躯,赴士之阨困者何如!其言曰:诚使乡曲之侠,与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,效功于当世,不同日而论矣。盖有激也,此与〈货殖传〉同意。
此前的秦观、晁公武,此后李慈铭、蒋智由,都有类似的说法,都强调遭李陵之难这一事件对司马迁写作〈游侠列传〉的潜在影响。
当然,也有相当不同意者,譬如班固的,就认为《史记》确是实录。”
容茂实听得心里直卧槽,特么怎么好话赖话正话反话全让你给说完了?你到底想要怎样……我们还要找茬啊!
而台上,邓铮顿了顿,又道:
“其实这两种说法并没有根本矛盾,‘实录’并非有闻必录,‘有激而作’也不是发洩私愤。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能不包含史实与评价两大部份,只不过评价往往隐含在事件的叙述中因而不易觉察而已。回头再看何以从《后汉书》起,史家不再为游侠列传,就很好理解了。班固虽袭《史记》体例作〈游侠传〉,可在中已批评其‘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’;后世文人也有讲得更不客气的,如《史记辨惑》中就称司马迁为游侠作传‘几于无谓矣’,既非‘以善恶示劝诫’,也非‘以技能备见闻’。可见史家之以为无可述,不等于就不存在,东汉以后游侠未必就真的魂消魄散,只不过不再进入正统史家的视野而已。”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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