运到北方边塞市场去;同时,边塞市场蒙古、女真的大量土特产,皮毛、畜牧业产品、河套地区出产的甘草、枸杞,辽东的人参貂皮鹿茸等等,也要运到南方去。
南北之间,互通有无。然而,在这个让人大赚特赚的好机会面前,却出现了一个矛盾——物资运输量出现了惊人的剧增,但京杭大运河的运量有限的,而且还要有限保证官府物流运输。要运送的东西成倍增加,路就这一条,还这么窄。
瓶颈问题出现了。
怎么解决呢?很简单,也容易——再开辟一条路呗。
于是乎,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商帮,和他们运用频率最高的一条商路,出现了。
这就是山西晋商的茶马道。
“南茶北马”在明朝隆庆万历之前,其实就有了,但是规模有限,声势还不大。随着“俺达封贡、经略辽东”的实现,这条路迅速繁荣起来。
由此导致,在明朝隆庆万历年间,汉口,成了另一条重要性仅此于大运河的南北大路,中继点、货物集散地、批发零售中心。
从南方福建来的茶,一直走水路,到了汉口,就要准备舍舟上路,改走旱路了;从北方南下的牲畜与各种畜牧业产品、山货土特产,以大宗批发形式到了汉口,就不在继续南下,而是在这里改大批发为小批发或零售。这样一样,汉口就成了东西方向(长江水运)、南北方向(河南旱路转鄱阳湖水运)这个大十字架物流渠道的中心。同时,又是商品的集散经销中心、转运中心。
所以到明末的时候,地理学家刘献廷在他的著作《广阳杂记》中,曾提到天下的繁华景象,总结有“四聚之地”——北京师、南佛山、西汉口、东苏州。
而湖广是世祖李来亨的龙兴之地,汉口是楚闯早期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,地位更胜于随州、襄阳。
世祖朝后,汉口城市得到朝廷的政策倾斜,商埠通衢要地的优势地位,又一次次大大加强了。
明朝的俺达互市,仅限于漠南蒙古土默特、鄂尔多斯、喀喇沁等少数部族。
到了大顺,随着大顺军对漠南、漠北、漠西蒙古的全面征服,把整个西域、蒙古,甚至一部分中亚河中地区都纳入版图,北方草原市场对茶叶等南货的需求量继续剧增。
而且这个时候在北方还出现了一个新邻居,那就是在贝加尔湖以西和大顺已经直接接壤的俄罗斯帝国。
俄国人喝茶的嗜好,一点不比中国人差。他们和蒙古人相同,也是喝发酵的红茶、紧压茶。所以大顺和俄国签署了贸易条约,建立了一系列边境贸易城镇,开辟俄国市场。
只要内陆贸易存在,汉口作为大顺内地运河、长江、汉水的一个交汇点,它作为商品集散中心的地位就不会削弱。
三镇在世祖朝中期合并为武汉府,经济政治的地位就又上升了。
虽然湖北士人一直谋求推动武汉建京,使其成为东京开封、兴京长安、北京北平以外又一个陪都。
但这可是延安、金陵、上海、苏州、广州、江户和昭南,都没有谋求到的地位。
武汉最终没能设京,也不足为怪,但它作为顺朝内陆交通网的一大中心,经济繁荣,规模是不下于开封的。
所以在当时,也就是世祖朝,大顺的一线城市应该说是“东金北汉”,兴京长安都要稍逊一筹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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