崇祯八年秋,天下局势风云变幻,大明王朝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,向左还是向右,关系到王朝的命运。
北方,清太宗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,饶余贝勒阿巴泰为副手,统左翼军,成亲王岳托为扬武大将军,统右翼军,安平贝勒杜度辅助,两路征明。岳托从密云北边墙子岭,毁坏长城,破边墙入边,斩杀明蓟辽总督吴阿衡。多尔衮则于九月二十八日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,两军在北京郊区通州会师。崇祯诏令天下兵马勤王,同时命总督宣、大、山西军务的卢象升,携宣、大、山西三总兵杨国柱、王朴、虎大威入卫京师,以卢象升督天下援兵,赐尚方剑。
西北,洪承畴总督五省军务,崇祯又令熊文灿为五省总理,加大对流民军的围剿力度。在官兵的围追堵截下,流民军接连失败,形势严峻:崇祯八年春,李自成兵败梓潼,守岷州(今甘肃岷县)、临洮,同年,在洮河一带遭洪承畴及孙传庭军袭击,败走岷州,为保存实力,李自成被迫率残部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;与此同时,张献忠在南阳、麻城亦为左良玉军击败,负伤退谷城,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。刘国能、张天琳、张献忠、罗汝才等流民军首领,先后投降或就抚。从表面上看,剿寇形势一片大好,杨嗣昌“四正六隅、十面张网”的围剿计划似乎成效显著。可是随着清军两路入寇,京师戒严,卢象升、孙传庭等名将率军勤王,西北官军减少,又给了流民军喘息之机。
崇祯也看到了这种形势,大明的国力不允许两面同时大规模用兵,到底是集中精力剿寇还是全力迎击清军,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虽然勤王兵马陆续从全国各地赶来,卢象升已经领着天雄军、三镇总兵以及关宁军在京郊驻守,与清军相持,大战一触即发,但崇祯还是难以下定决心,于是传召兵部尚书杨嗣昌商议。
乾清宫内,杨嗣昌侃侃而谈:“……陛下,臣以为,天下大势好比人的身体,京师是头脑,宣、蓟诸镇是肩臂,黄河以南、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。如今形势是烽火出现于肩臂之外,乘之甚急;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,中之甚深。外患固然不可图缓,内忧更不能忽视,因为它流毒于腹心,如果听任‘腹心流毒,脏腑溃痈,精血日就枯干’,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?”
崇祯觉得很有道理,点头道:“爱卿言之有理。然鞑子入寇,迫在眉睫,流寇日渐式微,两者一急一缓,又该如何抉择呢?”
杨嗣昌正色道:“陛下不可小觑流寇,眼下虽然局势有所缓和,但其如燎原之火,只要放任不管,立刻又会卷土重来。为今之计,唯有攘外必先安内,与鞑子虚以委蛇,腾出手来,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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