宵摇了摇头,心里不信。虽然与夏竦接触得不多,杜中宵却知道,依夏竦的性子,要奖赏只会把自己叫到州城去,断没可能自己跑到县里来的。他这次要来永城,对自己只怕不是什么好事。
祝文行走在汴河大堤上,路边的小贩不住地向他问好。
见到一个挎着篮子卖桃的半大孩子,祝文行随手抓了一个最大的,咬了一口,对那孩子道:“你倒是伶俐,这些日子附近卖桃子的少,当能卖个好价钱。”
那孩子躬身谢过祝文行,挎着篮子向人群密集的地方去了。
祝文行吃着桃子,看着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,心中感叹自己命好。在码头做拦头,以前可不是个好差使。衙门里每日有定额,要是收不上来,可要自己掏腰包补足的。而衙门定的数额,从来是不可能用正常手段收足的。要么违法收税,要么跟游手闲汉勾结,到处去查行人带的货物。可祝文行一当差,县衙便就废了码头这里的每日定额,改为收多少是多少。当然,与此对应,另加了查税的人员。
现在码头收税,是由商户去买税纸,祝文行收税之后填写画押,然后由另一个吏人稽查。至于像那孩子一样的流动小贩,现在规定不许收税。是以现在码头这里,基本没有固定的水果摊,多是这种半大孩子的小贩。至于固定的水果店铺,是给汴河上买卖大宗货物的人准备的。
杜中宵当然知道这样管理其实对商业不利,因为小贩不收税,他们的成本又低,会让一些特定的店铺经营不下去。比如水果小吃,有这些小贩在,店就开不起来。开的店少了,收的税也少,最终影响经济发展。但这样做的好处,是给贫民提供了一条谋生出路,减少游好闲的人。
经济发展与惠及民生,并不总是合拍,能够保持步调一致的。这之间有个平衡,官方把握着大的方向,使整个社会平稳前进。不许流动小贩做生意,当然就会有人在这里多开几家店出来,会多几户家境殷实的人家,衙门也可以多收税。简单地说,禁止小贩,得利的是衙门和中上等户。而小贩不税,得利的则是家无余财的中下等户,杜中宵的选择是向中下等户让利。
在码头与城门之间建立公社产业,相当于从城里的中上等户人家抢了一些产业过来,再加上对小商小贩免税,向中下等户让利。杜中宵是在衙门经济宽裕的条件下,人为减小县城的贫富差距。至于让大户人家聚集资金,摧生资本主义萌牙,根本就是无匣头的事情。别说现在没到那个阶段,生产力再发展也不会出现那种需求。人口聚集实际上是为了扩大市场,市场需求再催生产业。而不是资金聚集,让富人追求利润投资产业。私人资金再多,能比得过官府?官方有足够的能力去推动产业升级。
祝文行在码头优哉游哉,看着忙碌的人们。拦头这份苦差,轮到他身上,却当得有滋有味。反正收税的商户是固定的,就连税纸都是他们自己买的,自己是个经手人,不用跟商户勾心斗角。
就在祝文行走得累了,靠在一株大柳树上看人群里的小娘子的时候,一个鬼头鬼脑的闲汉过来,对祝文行叉手道:“节级,那边有一桩富贵,不知节级可有意?”
祝文行哪里肯信这些人的鬼话,漫不经心地道:“什么富贵?你自己不取,倒来告诉我?”
闲汉道:“节级是衙门里的人,富贵可以取,小的平民百姓不当差,却只能白白看着。”
祝文行摆了摆手:“莫拿这些话来哄我!你们闲汉,每日里不做正事,惯会骗人。你是不是想从我这里骗几文赏钱,好去买酒喝?我被你们骗得多了,哪里还会上当!”
听了这话,闲汉有些急,跺了跺脚道:“节级如此说,是冤枉小的。直说了,我见那边有个客人向船上装了许多酒,这是犯禁的事,首告必有赏钱。节级,我们两人分赏钱如何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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