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时永城地价,一般田地一亩只有二三百文,县城周围的好地也不过五六百文。一只羊就可以买一两亩地,这种事情杜中宵前世根本就不敢想。当然,中原地区地广人稀,旱涝无常,地价与其他地区比起来要低一些。但即使涨上十倍,一亩地两三贯钱,其实也不高。
与此相对应,此时米价一斗五十文,雇人佣工,官价一般是一人一天一百文,民间价格稍低,一日五十文还要管饭。勤快一点的,努力攒上几年,就可以买上几十亩地,做个中农。
地价、米价和劳动力价格的比例,反映了很多问题。此时地主与农民的矛盾中,土地多少并不占绝对重要的地位,其他的生产资料占的比重更大一些。再刨去牛价较低,答案也就很明显了。各种各样的农具才是农业生资料中的大头,实际情况也是如此。把地价向高了按一亩一贯算,三十亩地不过三十贯,而置办各种农具,却同样要三十贯。亩收一石,则年产粮食三十石,已是典型的中等户了。
以此时的劳动力价格,努力劳作,看起来十年之内就可以脱贫,成为这个时代的中产阶级。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,到现在大宋立国近百年,主客户的比例其实没多少变化,就连五等户比例也变化不大。
出现这种局面有很多原因,如天灾无常,一次大灾就容易让多年积蓄损失一空。比如差役沉重,农民并不能安心劳作。但最重要的,还是做个自给自足的小农之家对这个时代的人,并没有多少吸引力。
这一点让杜中宵很不理解,后来看清楚了这个时代的阶层变动之剧烈,也就释然。想自己家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之家,父亲进京赶了一次考就破产,要不是杜中宵有后世的知识,还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够翻身。吴克久原是一县之豪,视自己家为奴仆,仅仅几年时间,连酒楼都支撑不下去。
简单地说,这个年代持有资产是有成本的,国家税赋是资产税。如果手里的资产不能带来收益,会迅速被各种税赋抽光。中农恰巧处在这样一种位置,朝廷压下来的负担大多都是压到他们这一条线,只要收成差一些,税赋和差役抽血就会特别严重。一遇意外,便就跌落成为贫下农,甚至成为雇农。如果把差役算上,中农的生活并不比贫下农和雇农优越多少。
土地不只是收租,还是朝廷分担税赋的重要标准,土地的持有成本很高。做地主,不但要有地,还必须找到替自己耕种的人,地荒在那里,是要用自己的家产填税赋的。便如吴克久一家,因为得罪了杜中宵,杜中宵刚好考上了进士,他家的酒楼不但不赚钱,还一直向里面赔钱。地主也是同样的道理,一旦找不到承佃的人家,地租不出去,朝廷收起税来一点都不客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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