,就由省级政府去完成。不然,财力层层往上收,压力却一级级往下放,让县级甚至是区乡级政府,承担过大的责任,又没有足够的财力,最终只能导致基层政权机构不堪重负,很可能无法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。简单一句话,在收缴基层政府财力的同时,也必须减轻他们的责任。责权要相匹配。”
刘伟鸿说的,其实就是十年之后全国基层政府的实际情况。但这个责权匹配,直到刘伟鸿重生之前,都一直未曾得到有效的解决。尤其是在分税制开始实行的那几年,过惯了“富裕日子”的基层政权,忽然之间手头就紧张了,没钱花了,却还要养活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,唯一的办法,就走向群众转嫁。各种各样的统筹费、提留款层出不穷,花样繁多。
这些存在于正规税收渠道之外的各种“费”……实际上就是变相的加税,导致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干群关系由和谐变得紧张,甚至在个别地方演变成“敌对”,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
从整个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,分税制势在必行。但如果仅仅只改革税制,没有配套措施,却会危及到执政党合法执政的根基。毕竟直接面对群众的,俱皆是基层党政组织。这些基层政权和群众的关系变得恶劣了,整个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,将会蒙受严重的损害。
“责权匹配?嗯,说得好,很有道理!”
洪老总禁不住晋赏地说道。官家,请到官家贴吧
刘伟鸿却并没有轻松的感觉。本来他只是想借这个机会给洪副总理提个醒,但着,思绪便极度活跃起来,想到了后世很多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以及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根源。真正要解决这些问题,难度太大,刘伟鸿的心情很是沉重,全然没有“一言邀宠,的快感。
见刘伟鸿双眉微蹙,洪老总更感兴趣了,问道:“伟鸿同志,你还有什么金玉良言,都掏出来吧。呵呵,我今天是洗耳恭听啊。”
刘鼻鸿连忙摆了摆手,说道:“洪副总理,洗耳恭听绝不敢当,我只是随口提些建议。还有一个问题,就是国营企业的改制问题。”
“国营企业改制?”
“对。我们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,现阶段而言,全部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。多年以来,他们习惯于听从上级的安排和调度,基本上只完成一个加工的过程,和实际意义上的企业,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换句话说,在计划经济体制下,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大企业,我们现有的这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,就是国家这个大企业的生产车间和班组。刚刚兴起的个体企业,则是外发加工单位。一旦进入市场经济时代,我们这些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,是很难适应市场的。他们没有自己完整的管理体系,也没有完整的销售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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