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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,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上午,法国舰队上述备战动作一样不少——迄至九时四十五分,赶在十时白藻泰照会何璟之前,相关战备便已尽数完成;而延至下午二时方始开战,可是,对于中方,法军之攻击,其效果依旧仿佛“偷袭”。
“基本不可能”的事情变成了现实。
岂不可叹?
好吧,既然“偷袭”不可行,又不可以坐等法方“偷袭”,那么,摆开堂堂之阵,“先发制人”?
即,如法国人般,抢先扔个开战的照会过去?
当然,送出照会到实际开战,不能留四个小时之长的时间——想来,法方的反应,不会像中方如斯之慢,甚至没有反应。
无论如何,要争取打第一炮啊!
就算法方反应快,“第一炮”啥的,还是人家打出来的,可是,无论如何,不至于开战的时候,船缆还没解开,锅炉还没生火啊!
这也是张佩纶一直努力向朝廷争取的一个方案。
可是,那就是“衅自我开”了。
中法之争,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,即便是主战派,只要有足够的理智,也明白:战争是最后的选项;而彼时,和平的大门并未完全关上,双方在剑拔弩张、火星四溅的同时,外交谈判一直没有中断,在这种情况下,要求中枢下定决心,主动与法决裂,确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
我们可以批评中国政府误判了法国的战争决心,可是,法国的“战争决心”,本就飘忽不定,也实在不是很好判断。
许多人都晓得,因为镇南关的失败以及其后的丧师失地,法国茹费理政府垮台;不过,很少有人晓得,茹费理政府之前的法理叶政府的下台,也同中法之争有关系。
法理叶政府同中国政府签了一个核心内容为中、法分润越南的的《李宝和约》——“越南南方治安,归法国巡查;越南红河以北,归中国保护”,云云。
这个条约,被法国国内激进派痛詈为“丧权辱国”,茹费理乃借势取法理叶而代之,成为法国新一届政府总理,并拒绝批准条约;而《李宝和约》之“宝”——时任法国驻华公使宝海,黯然离职回国,并被《李宝和约》之“李”——李鸿章,半同情、半讥讽的称为“法国崇厚”。
看,那个时候的法国,不但没有大打出手的意思,甚至,不指望独吞整个越南呢。
事实上,中国固然不愿意同法国决裂,而法国——不论法理叶政府还是茹费理政府——也不愿意同中国决裂。
早前一年,即一八八三年,法军拿下山西,准备进攻北宁之时,明知北宁驻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军队,却在同中方的谈判中,一再声称,越南境内,未发现任何中国军队;而中方则坚称越南境内驻有中国军队,“谁攻击驻有中国军队的城市,谁就应负冲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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