就在日军第11军紧张地进行长沙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时,有关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到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伯陵的面前。特别是进入8月以后,日军进攻长沙的迹象日见明显。先有日军第6师团长到新墙河北岸视察的报告,后有日军开始停售武昌至岳阳间的火车客票,而且该区间的列车增多,运输非常繁忙及岳阳的日军强征民夫,加大公路的路幅,增设电话线等各种报告。
关于日军兵力调动情况是:自8月中旬以来,第3、第4师团及第13师团、独立混成第18旅团各一部,由鄂中方面;第33师团一部,由武汉方面,均逐渐向岳阳集中。独立混成第14旅团一部,由赣北方面;第40师团由鄂南方面,逐渐向临湘、岳阳集中。第6师团逐渐向忠坊、桃林、西塘移动。又独立炮兵、独立工兵各一部也由武汉向临湘、岳阳集中;及海军一部,由长沙向洞庭湖集中。到9月初,日军在湘北已增加到上万人的兵力。
毫无疑问,日军要再次向湘北发动进攻了。这一点,作为第9战区最高指挥官的薛伯陵自然很清楚。但他却在判断日军兵力部署及进攻方向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。
薛伯陵认为,日军这次进犯长沙,还会在赣北、鄂南助攻,至少要在一个方向上助攻。根据这种判断,第9战区进行了模拟作战演习。兵棋推演的结果是,第9战区完全可以挫败向湘北进犯的日军。这不仅是因为在兵力对比上,第9战区有着很大的优势,而且还因为从第一次长沙会战至今的两年时间里,第9战区对日军的进攻已做了较为充分的防御准备。一方面各部队进行了整训,补充了武器、兵员,战斗力有所提高;另一方面,各部队加强了阵地工事的构筑,这些工事经过两年时间的修筑,已经比较坚固了。而且在本年的3月,薛岳又制定了“保卫陪都作战计划”,令各部队进行整备,同时进行了参谋视察、干部演习、阵地攻防演习等一系列准备工作。因此,此时的薛伯陵对日军即将发起的进攻非但不惊慌,反倒是胸有成竹,充满必胜的信心。
基于对日军兵力部署及进攻方向上的错误判断,薛伯陵仍以3月制定的“第9战区反击作战计划第一案”来指导这次作战。
薛伯陵当时并不知面前日军更多确切的情况,他的想法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。
国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的悲剧实际上在开战前就决定了。
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序战首先在鄂南方面第27集团军的防地大云山打响。
大云山位于湘鄂边境,在新墙河的上游,海拔960米。这里森林茂密,地势险要,属于第9战区的游击区。第9战区的部队常到这里活动,并不时对日军进行袭击。
194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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